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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2
邵嘚嘚
深焦DeepFocus
21日白天是属于青年电影人的战场，在浙江青年电影节期间举办的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创投单元路演在杭州西溪宾馆拉开序幕。电影项目创投无疑是青年导演成长的捷径之一，它不仅为青年电影人提供最直接的资金和资源扶持，更推动了导演的行动力、执行力以及艺术青年们往往容易欠缺的逻辑思维和统筹能力的快速提升，这同一推力也将年轻的战士们送上充满挫折和阻碍、诱惑与光环的修罗场。创投单元致力于筛选出综合品质最高的优秀项目和发展潜力最大的坚定电影人，中国电影的新浪潮背后必定有这一份力量。 本次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创投单元共有15个项目入围，一天漫长的拉锯战中，终审评委们对项目的完整度、可行性、新鲜度，年轻导演的执行能力和发展潜力，以及他们对扶持需要的程度进行了完整的评估，并在项目执行细节上给出了详尽实际的建议。最终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2016最佳青年导演电影项目奖的5个项目分别是王晶《长风镇》、张涛《家谱》、穆肃《鲜美》、刘影《更好的我》和万里扬《暗夜寻踪》，每个项目将获得10万元人民币现金奖励作为项目前期剧本孵化及开发资金。
获奖主创与评委合影
《长风镇》以多线叙事编织日常生活之歌，《家谱》是《喜丧》导演张涛反映农村现实的又一出荒诞悲喜剧，《鲜美》讲述打工女孩群体的“青春成长、母性觉醒”之路，《更好的我》则是心理学本科的作者一场“披着科幻外衣的心理学思维实验”，《暗夜寻踪》是“诗意现实主义”包裹的犯罪悬疑类型。 晚上，《李米的猜想》八年后杭州重映，现场座无虚席，映后掌声雷动。导演曹保平亲临现场与观众共同重温创作与拍摄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映后问答环节之后的媒体群访中，曹保平分享了新片《白麻雀》的近期进展，也分享了作为电影理论实践者的他，在形而上的电影美学与实际操作技术间周旋的宝贵经验。关于曹保平导演的综述+访谈，深焦将在近期推出专文。（车小爷）受访者 | 王庆锵 香港国际电影节策展人
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总监柏林电影节、洛迦诺电影节亚洲区选片人
访谈、整理 | 邵嘚嘚编辑 | 柳莺
深焦：您的职位是“香港国际电影节节目策划”和“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总监”，“柏林国际电影节选片人”，“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选片人”。您的选片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如果拿柏林电影节为例的话？ 王庆锵：我在三个电影节工作过，选片的工作很简单的，柏林在2月，香港在3月、4月，基本上我帮柏林和香港看片是同一批的电影，时间上差不多。基本上是不停的看片，比较集中的是从9月、10月开始。柏林、戛纳、威尼斯三大电影节，他们是不大去其他电影节选片的，他们主要需要世界首映那样的电影，所以这三类电影节是跑不同国家。对我来说，我负责的部分是亚洲的，从10月的釜山电影节去看。工作范围是首尔、东京、台北、香港、北京，看新片，有的是刚做完的，有的是还没完全做完的。看完之后就推荐，再和同事们决定，这个邀请，这个不邀请。
深焦：您今年看了多少新的电影？ 王庆锵：每年都基本差不多，800个电影，这是最多的了，再多吃不消。从这么多电影中选出优秀的适合的电影拿去电影节放，选出来的全都是很不错的。 深焦：您在工作经验里，亚洲电影节和欧洲电影节选片有不同侧重吗？ 王庆锵：没有什么区别，发现好的电影就送过去放，区别是有些重要的电影节需要世界首映、欧洲首映，这样的要求不一样。
深焦：在中国进行选片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标准？是以作品本身为考量还是有其他的（代理商、制片人的要求、政治性、人情公关）之类的影响？ 王庆锵：没有什么标准，送过来我就看。不送过来，我就自己去找。也有很多独立制作的导演自己去送到柏林，通过网上报名啊。都是以作品本身为考量。有一点不习惯的是，在中国，他们喜欢看完片就跟我吃饭，基本上选片人是不去的，他们永远是问我意见的，选片人不给意见的，因为我是选片人，不是制片人也不是影评人。看片之前可以聊一聊。在欧洲他们就习惯了，就没有这样的要求，在中国吃饭就是中国特色。 深焦：中国电影有哪些内容、符号是会被国际电影节所倾向和辨识的？会有什么刻板印象吗？ 王庆锵：没有的，对中国电影没有什么看法，对法国电影没有什么看法，对哪里的都一样，电影节需要放的是好的电影。看片的人关注的是中国有好的电影出现，而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出现。特色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前几年流行印度的歌舞片，大概看了四五个之后，啊，够了，不要再看了。
深焦：很多华语电影走上国际电影节，（宁浩《香火》、刁亦男《白日焰火》等等）您都是推手之一。 王庆锵：不是我推的，对于选片人来说，我只觉得这是好运气。电影送到我手里，能够好运气地送到好的电影节，能够得奖是的确那个片子做得好。选片人站在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他是一个通道，没有什么特别的。 深焦：洛迦诺电影节对洪尚秀导演非常青睐，我也看到您对于韩国导演洪尚秀曾经有过评述，他的小作坊式的工作方式非常特别，请问这种方式您提倡青年电影人去尝试吗？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电影人的工作方式值得年轻电影人参考？ 王庆锵：如果年轻导演是这样的人，是可以借鉴的，不是导演去挑工作方式的，是它来跟你交手的，慢慢你会找到合适自己的创作之路。 深焦：中国电影人总有一种“规模美学”的感觉，要大投资迎合大的市场。 王庆锵：韩国也一样，他不是一个卖钱的导演，不喜欢的观众用枪指着也不会去看他的电影的。
深焦：对于中国青年导演来说，什么样的电影节是适合的，是适合大电影节，去入围，还是专注一个小的电影节，去获个奖呢？ 王庆锵：现在年轻导演比较乐观，希望第一个作品就能进大的电影节，我觉得没所谓，不要等，如果电影在12月做完的，要大的电影节，就去柏林，在二三月做完的，就报戛纳，四五月做完的，就去威尼斯，不要等，不是非要去戛纳，把时间浪费。关注点还是在创作上，你的创作生命还很长，电影节只是平台。短片就可以投短片电影节，年轻人聚在一起很好玩。
深焦：中国短片较之目前具有较强实验、创作美学的西方短片，需要提高的点在哪里？ 王庆锵：这个有点难说，我不是短片的专家。我觉得中国的实验电影是做的最不好的，很多所谓的实验电影都不太实验。在网站上看到一些实验电影，他们是给钱的吗？ 深焦：现在互联网环境下，比如贾樟柯也发起了“柯首映”这样的新媒体影像项目，为优秀电影短片提供一个播放平台。 王庆锵：如果网站会给一些预算，就很好了，以前都不会这样。以前根本不会有什么渠道去放这些短片，在学校做完了，没有人能看到。 深焦：那互联网作为一个媒介，会不会遭遇到技术倒逼内容创作的问题？现在很多人习惯用手机或ipad观看影像或短片，有没有可能把短片从客户端引进电影院？ 王庆锵：这个很难。观看影像的习惯改变了，就改变不回去的。进电影院的观众会越来越想看制作很大的电影，有些影片基本不做影院发行的，是把影院打死的，这是趋势。短片到电影院比较困难。胡伟（《酥油灯》导演）说的那个是法国，全世界只有一个法国。
深焦：在香港也没有吗？比如香港在1993年就成立了香港独立短片比赛（IFVA）？ 王庆锵：香港不是一个很好看电影的地方，在欧洲的电影节短片项目可能会有，还是会有很多人去看的。 深焦：像台湾就会有金穗奖这样的短片节，在中国建立这样的短片竞赛平台，既培养人才，又可以有放映渠道、竞赛机制，这样的可能性大嘛？ 王庆锵：这些平台更多的需要政府来扶持来给钱的，台湾的辅导金政策使得当时短片和纪录片发展非常好，因为给的钱多，用公众的纳税人的钱。这样才会比较长期的发展下去。如果其他来做，一开始会口号噱头热情很高，但做个一两年，就开始赔钱，不好就换掉。 深焦：短片往往是进入电影产业体系的一个台阶，短片卖版权本身本身无法回收成本，国内电影节的奖金又很低。所以对于独立制作或者青年导演来说，什么样的路径是可以采取的？ 王庆锵：没有什么特别的路，就要坚持下去。拍短片，这个钱是没有的，要自己去赚，你是偷是去抢，求你爸爸妈妈，偷外婆的，没有外部的资金的。这是现实。但钱不能阻止你成功，不是你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
深焦：您有说过“一个成功的电影节最好不要在大城市举办”。 王庆锵：伦敦电影节谁知道，伦敦的文化活动太多了。在小的城市做，成为这个城市最重要的活动，容易出名。 深焦：目前国内的一些青年影展的发展状况来说，相比较（First青年影展等等）您觉得浙江青年影展的特点是什么？该如何定位自己？有哪些方面的潜力？ 王庆锵：创投明天才开始，有一些剧本不错的。有大概15个，里面有很错的。First今年没去，去年的就也很不错。中国的年轻导演蛮多的，卧虎藏龙，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发现。 深焦：那就需要一个平台去发现他们？ 王庆锵：是青年导演发现自己。我搞很多电影节，在香港搞很多创投，有好的项目投过来，就是这个创投会的好运气。
Carter Pilcher（国际短片公司-奥斯卡短片单元合作伙伴-总裁）对话王庆锵Carter Pilcher：可以说一下你对香港短片的看法以及它的发展吗？因为香港国际电影非常成功，你们如何看待这种短片的发展？ 王庆锵：每年我们会有24个相关的代表方邀请过来，参加香国际港电影节。在过去四年中，我们的电影节与优酷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制作一些微电影和短片，它的名字叫做“美好大师微电影系列”。
中国和外国对短片的翻译是不一样的。我想表达的观点是我们看到中国和香港的短片，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短片，有些是剧情片，但是我们的导演不想做短片，他们想做剧情片，但最终他们做成了短片。
Cater Pilcher：您有在这个过程中参加制片的环节吗？ 王庆锵：我们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很多事情是一起做的，一开始是由优酷发起的，它投入了大笔资金，然后让这些电影制作人可以做一些短片电影，比如说有一些知名导演。但是这种模式不能被复制，尤其对于长片导演来说，这是很难复制的，跟短片还是有不同。主要是优酷是一个平台，为那些没有看过很多电影的普遍大众所设立。蔡明亮导演有一部短片叫《行者》，这个电影就15分钟，主要是讲行者，自己说话说了4-5分钟，人们觉得非常有意思。在大部分时间里。对短片来说，资金还是很重要的，它不会花很多钱，但是要赚回那个钱是很难的。导演通过它告诉人们，我可以做什么，我要怎么做。
Cater Pilcher：我想再问一个问题，你觉得短片的未来怎么样？你觉得他们的发行方式或者人们获取的方式有什么区别？ 王庆锵：我们会努力想获得奥斯卡的提名，我们还是看到了令人振奋的信息，比如说贾樟柯，他为一个短片的平台做了一些事情。他是在6月开始进行的，现在已经10月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这个国家的人们开始认识到短片是重要的，而且愿意在上面花时间，花金钱，尤其是一些比较严肃的短片。我们的这些比较合作形的行为可以让这个行业走得更远。 Cater Pilcher：你认为这个挑战是什么？ 王庆锵：你要做电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使命，那你有了这个使命感，你就可以激励和鼓励其他人，让他们愿意帮你找到这个资金。如果你想做电影的话，这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一生的事业。
找钱不是一个挑战，因为别人会帮助你找。我觉得在这个国家遇到的挑战，可能是太多机会了，因为目前市场非常大，钱也很多。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投资电影，比如说做消防栓的可能也在投资电影。目前的中国来说，我个人觉得有点像泡沫，如果泡沫破灭了就会有点麻烦。中国还有一部分严肃地想做电影的，我们希望能够为每一个人带来好处。
好莱坞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而且有一个非常健康的架构，大家都很喜欢把中国和美国做对比，对一个大的国家来说，你们的梦想也很大，但是美国来说，他们经常会注重很小的事物。但是很多人看到一个事情，它是规模比较小的就不想要，这需要时间来改变这个观念。现在国家的方向跟过去对比来说，机会是有的，我们需要重塑电影的形象。
Cater Pilcher：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中国年轻电影人的成长过程，也可以看到很多像胡伟这样，有着国外电影拍摄经历的，这两类导演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异？ 王庆锵：我认为中国和法国是制作电影非常好的两个地点。在中国投资人才是最大的老板。所以说，我认为法国是非常独特的，这也是我为什么非常喜欢法国的电影，因为他们非常尊重电影本身，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法国，有这样的经历。
当中国不是很繁荣的时候，我们也有非常好的中国制作人，我认为中国不缺创意类的人才。我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非常得独立，他们都能够寻求自己的电影在国外的发展。他们不会在一些传统问题上困扰，有的时候他们做的电影并不会引起立刻的成功，在经过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后会成功。有很多中国青年电影人把影片拿到国外，在国外成功之后再拿回到中国。
有一些题材的影片在中国不允许被播放的，我们看到过很多类似的例子，其实这些题材是非常具有创意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变得越来越开放，能接受的题材也越来越广泛。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问题，但是人们并没有做出过多的举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年轻的电影制作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能够做自己独立的电影，只要有人喜欢，他们就非常开心。我认为年轻的电影人有远大的理想，比如说去好莱坞，或者制作非常好的电影，这些都是可以设想的。同时也有一些相关的机会，我们能够通过制作电影来获得自己的成就或者失败。
深焦DeepFocus是成立在巴黎成员遍布世界各地的迷影手册，提供欧洲及北美的最新电影资讯和批评。同时，我们也是全球各大电影节和电影工业的深度观察家。